《中国青年报》:(乔成治)中美贸易“休战”背后的国家实力重构与战略博弈新阶段
中美贸易“休战”背后的国家实力重构与战略博弈新阶段
(来源:《中国青年报》08版 2025年11月19日)
乔成治
2025年11月,中美双方同步宣布暂停部分关税措施,标志着持续数年的贸易摩擦又一次进入“休战期”。这一看似“常规”的贸易谈判安排,实则反映了全球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此次“休战”,既是中国制造业体系韧性作用的直接体现,也是美国应对内部结构性矛盾的必然选择,同时预示着未来大国博弈将向更复杂领域延伸。
中国制造业体系展现强大抗压能力是此次“休战”的根本原因
中美“休战”,表面是谈判桌上的博弈结果,实则是中美两国以产业体系、市场规模为代表的经济力量,经过长期角力后达成的阶段性均衡状态。这一均衡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制造业体系在承受前所未有的外部经济压力时,所展现出的强大韧性、深厚底蕴与战略升级能力,让美方不得不正视现实,调整其激进策略,选择对华暂时“休战”。
一方面,我国全产业链配套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了“引力场”与“防波堤”。我国拥有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生态,内部循环能力强。外部压力非但未能导致产业链“脱钩断链”,反而倒逼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加速优化升级,部分关键环节本土替代率显著提升。同时,14亿多人口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有效对冲了外部冲击,为本土企业提供了广阔的战略纵深和试错空间。美国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以来所期望的,即中国国内发生产业链大规模、系统性外移的情况,并未发生。相反,美国内商界承受着高额关税带来的成本压力与失去中国市场的机会成本,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成为推动美政府回到谈判桌的关键内因。
另一方面,我国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实现了突破性进展,构筑新的竞争优势。在贸易制裁与科技封锁的双重打击下,我国制造业敏锐把握全球能源科技革命与数字化变革趋势,在新能源汽车、光伏、锂电池等“新三样”以及部分数字经济领域实现了换道超车,形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集群和技术标准。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不仅在重塑全球相关产业的竞争格局,也在动摇美国对尖端科技产业领域的主导地位。
美国内部经济矛盾制约其对外经济博弈能力
当前美国对华经贸策略的调整,从根本上反映了其内部结构性矛盾已难以支撑长期、高强度的对外经济对抗。持续的通胀压力、债务困境与政治极化交织,严重削弱了其战略定力与资源投入能力,迫使美国的决策重心暂时转向内部纾困。
一是持续通胀与债务高企压缩了政策空间。截至2025年11月10日,美国CPI同比涨幅已多月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在“控通胀”与“保增长”间艰难平衡。联邦政府债务规模突破35万亿美元,债务利息支出占GDP比重持续攀升,大幅限制了通过大规模财政补贴维系产业竞争力的能力。在此背景下,维持对华高关税政策已从制华工具演变为加剧自身通胀的负担,美方不得不在贸易政策上寻求喘息。
二是政治内耗正从根本上削弱战略执行力。美国内部政治分裂严重干扰其对华政策。白宫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立场尖锐对立,导致政策反复摇摆。同时,这种政治内耗的直接代价转移给了普通民众与企业。超过30%的美国中小企业因政策不确定性而暂停对华业务拓展,抑制当地就业活力。而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因贸易战每年需额外承担约5400美元的生活成本。企业生存和民生压力的持续加剧,正不断侵蚀美国对华开展长期战略竞争的社会根基与民意基础。
可以说,美国对华战略已陷入恶性循环:对华强硬加剧国内困境,对华缓和又引发内部反弹,使其在“战”与“休”之间陷入两难。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精英阶层既无力解决国内经济问题,又无力阻止其国际霸权地位的衰落,只得通过塑造各式的“中国威胁论”、采取对华强硬政策,转移内部矛盾,恐吓国际社会。然而,对华全面经济与外交“脱钩”又会重创其自身经济与对外霸权。因此,美国只能依赖“贸易战”这一可控工具,对华展开周期性博弈,成为一种“麻醉剂”。只要美国的“内病”不除,这种“施压-休战”的循环就将是中美未来经贸关系的常态。
未来中美博弈将向新领域扩展
此次贸易休战绝非中美两国冲突的终结。美国只是认识到单纯依靠关税手段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但绝不意味着其对华遏制战略的根本改变。下一阶段的博弈绝不会因暂时的“休战”而缓和,反而会向科技、金融、规则等更纵深、更复杂的领域延伸。
一是推动全球供应链重构。美国会通过“关税讹诈”“制裁恐吓”乃至“军事威胁”等手段,强迫盟友或第三方国家将供应链从我国转移,构建“去中国化”的国际产业链体系;同时,将持续精准打击中国高科技产业作为主要手段,集中力量针对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影响未来格局的战略领域,通过极限关税、技术封锁等针对性措施实施压制。
二是强化金融、国际贸易干扰。一方面,美国会重启“汇率操纵国”指控,并在跨境支付、数字货币等领域加强围堵,干扰我国正常的国际经贸往来。另一方面,美国会以“国家安全”为名,强迫我国企业出售核心资产,打击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是恶意构建排他性国际规则。美国会在数字贸易、绿色标准等新兴领域植入歧视性条款,将我国排挤出全球治理决策圈与标准制定体系,构筑针对中国发展的制度性围栏。
需要清醒认识到,美国战略界真正目标并非纠结于贸易账面上的盈亏,而是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压制,阻断中国的产业升级与技术崛起之路,从而维系其全球价值链顶端的霸权根基。与此同时,在舆论上,通过将中国塑造为一个“外部威胁”,来转嫁国内日益激化的各类矛盾,如政治分裂、种族对立、贫富分化等。“制华”“遏华”已成为美国国内唯一具有脆弱共识的“政治正确”,不会因短期贸易谈判的得失而改变。下一阶段的中美竞争将更加注重规则主导权、标准制定权和话语权的争夺。中国既要把握当前的战略机遇期,更要做好应对更复杂挑战的长期准备。只有在科技创新、金融安全、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持续发力,才能在这场持久战中保持战略定力,赢得最终主动。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附:原文报道链接
http://news.youth.cn/gj/202511/t20251119_163579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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