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宏观经济论坛 2025-11-27）

屠新泉

一、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正在消解对于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我非常认同大家的判断。我想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经济全球化当前面临的困难或逆全球化趋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政治基础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正如最近中日关系出现波折，即便是经济全球化也是有政治基础的。因为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经济的市场化，而市场是需要制度支撑的，或者说是需要权力支撑的。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实是由美国领导建立的，它制定了一套相应的多边主义经济体系和制度，包括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以及后来的WTO等。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制度，或者说各国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去建立制度，主要原因是各国都相信：美国领导的这个群体内部，彼此之间不会相互威胁国家安全，不会成为敌人或对手。 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作为“老大”在维持秩序；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也常称美国为帝国主义，但这个帝国主义与以往的有较大区别，它至少没有领土野心，没有想着占领哪个国家。这是非常大的区别。因此，二战后刚建立关贸总协定体系时，其实是没有苏联体系国家的，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因为苏联体系国家认为美国是其国家安全威胁，不愿加入，美国也并未邀请。所以，二战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和冷战后WTO的建立，都有一个隐含的“国家安全”共识，即成员彼此之间存在相互的安全信任，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体系内部都是志同道合的国家。1999年中美进行入世谈判时，实际上也是有这个假设的。当时的美国依然是不可撼动的单极霸权，经济非常强劲，且有海湾战争余威，没人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中国既无此想法也无此能力，美国也无此担忧。所以，当时入世谈判时，美国最大的目标，就是要打开中国的市场，时任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经常讲：“我来主导这个谈判，就是要把它当成一场纯粹的商业谈判；我的目的就是要为美国企业创造最大的商业利益。”她没有把国家安全问题或国家竞争问题纳入考虑范围。如果美国当时真的考虑这个问题，也不会让中国加入WTO，这是非常大的基础性前提。但是现在，这个共识“消失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主要参与者彼此不再信任，且将部分国家视为安全威胁或地缘政治对手。主要原因我有三点理解：第一，俄乌冲突是一个巨大的“黑天鹅”事件。它让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意识到，经济全球化并不能真的消除国家在底层逻辑上的分歧，无论是国家安全、意识形态还是文化认同。因此，它们认为全球化或一体化应该在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开展，一部分国家注定要被排斥在外。第二，新冠疫情的冲击。 这在微观和宏观政策层面都有影响，造成了“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危急时刻各国首先想到自己。全球化远远没有消除民族国家之间的隔阂与不信任。最关键的是中美综合国力竞争的显性化和白热化。尤其是在2018年以后，这个问题成为决定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秩序的关键。

二、 中美竞争的演进与本质：综合国力的体系性博弈我对中美竞争的过程和历史做了一个梳理，竞争重点是不断演进的：早期阶段（1979年起）： 贸易矛盾早在1979年美国第一次对华反倾销时就已开始。起初是局部的、个别产品的竞争，随后扩展到广泛的产业层面，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80年代和90年代，美国一直是对中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增加，中美之间已经开始出现一些产品层面和产业层面的竞争。90年代中后期： 主要是围绕政策性问题。当时美国认为贸易逆差源于中国不够开放，所谓“不对等开放”。中国入世谈判时，美国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打开中国市场。结果是中国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几乎所有条件，无论是关税还是服务业的开放。2008年危机后： 美国将所谓全球不平衡问题归结到中国的汇率问题，随后又扩展到机制性和体制性问题。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关注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或“国家干预”问题。特朗普时期至今： 更多上升到国家层面的问题，即综合国力竞争、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从时间点看，入世前是具体的产品、产业竞争；入世后涉及深层次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竞争和国家安全问题。所以，从特朗普第一任期上任并对华发动贸易战以来，我一直有个观点：中美之间的问题不是产业竞争问题。 实际上中美真正相竞争的产业很少。美国的制造业衰落早在中国入世前甚至进入世界市场前就开始了。例如美国常提的造船业，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基本消失，被欧日韩打败；美国钢铁工业的衰落也与中国无关。中国入世后，中美建立的是垂直分工、互补的产业链关系，并不是横向的产业竞争的关系。美国学者提出所谓的“中国冲击”打击的是美国残留的家具、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未威胁其核心制造业（如汽车、芯片制造）。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的芯片制造比中国强得多；到了拜登政府出台芯片法案时，中国在芯片制造本身仍不如美国，只是在封装领域稍强。此外，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美国封杀华为，是因为华为在5G领域领先了，而实际上美国自己并没有5G产业，其电信设备制造业多被欧盟的诺基亚、爱立信收购。正因为中美竞争不是产业竞争，而是体系性、综合性的综合国力竞争，所以这种竞争是“无解”的。产业利益可以做一定的让步、让渡，比如日本曾通过将部分汽车制造业等产业转移到美国来缓和美日关系，但对于综合国力竞争，中国无法让步，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国有权追求自己的发展，使自身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不可能因为美国不满意就主动停止发展。当然，竞争无解不代表一定会恶化到严重的对抗、冲突乃至战争。双方有管控风险的需求，如近期贸易战的缓和就是例证。我将中美关系类比为冷战期间美日和美苏关系的加总，尽管对美国来讲，中国确实是巨大的挑战，前所未有的竞争对手，但是中美之间又有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具备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无论经济还是军事）。这使得对抗是有边界和阈值的。 我认为真正出现重大的冲突或者对抗的可能性还是较小的。双方可能在未来博弈中找到舒适的“着陆区”。正如刘青老师所言，大家对中国崛起都有一个心理调适过程。中国自己也没想到崛起得这么快，就像入世时没想到发展这么好一样。如果在和平条件下完成这个调适，即便有一些经济摩擦和贸易冲突，也不足为惧。

三、 国际贸易秩序的未来：碎片化、集团化与“马拉松”式竞争关于未来国际贸易秩序或体系将如何演进，我有以下理解。1、体系特征：不会重回“两个世界”，而是相互嵌套的碎片化体系目前的国际贸易体系正因国家安全或地缘政治博弈而发生分化，这种分化必然是沿着地缘政治的界限开展的。2022年我曾参加过一个部委组织的专家内部讨论会，当时会上讨论过“两个世界”或者“两个市场”会不会重新出现？从目前来看确实有这个苗头。但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出现冷战时期那样截然划分的“两个世界”，未来的体系将是更加复杂的、碎片化的、集团化的，但又是相互嵌套的。一方面，过去30年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各国之间形成了基于相互投资的、垂直产业链的分工体系。虽然一定程度的脱钩是必然的，但要完全脱钩、完全切割，变成两个“老死不相往来”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虽然现在地缘政治关系紧张、互信不再，但很难出现二战和冷战时期那种“你死我活、剑拔弩张”的局面，这种可能性不大。冷战主要是意识形态和势力范围的争夺，二战主要争夺领土资源。从现在看，包括中国在内对这些问题仍有兴趣的国家很少。我们对于扩张自己的意识形态没有任何兴趣。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我们没有让别的国家也搞中国式现代化，各国可以搞自己的现代化。2、竞争性质：是“马拉松”而非“拳击赛”我有一个类比：现在的国际竞争或者综合国力竞争，更像是一场马拉松，主要看谁跑得快、谁跑得久。跑在后面的国家也不会真的被摧毁或消灭。虽然大家有时讲产业竞争很残酷，但一个国家不会真的因为产业竞争失败就出现崩溃。这不像是一种“拳击赛”，非要把对手打倒才停止。因此，各国采取极端措施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尽管民粹主义和舆论可能会炒作这种情绪。3、发展趋势：内循环为主与盟友间的“信任赤字”与此同时，各个国家尤其是主要大国，都会努力提高内循环或依靠内部市场的比例，降低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这确实是一个导向。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意识形态或政治体系不同的国家中，彼此相似的国家之间信任度现在也不高。 例如英国脱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表明英国不相信欧洲大陆。特朗普发动全球性贸易战后，美国的盟友也发现美国不可靠，只不过它们对中国的不信任度更高一些。有一段时间WTO里讲“WTO减1”，现在又开始讲“WTO减2”。但是各国也知道与中美彻底脱钩不现实，所以欧盟提出“去风险”概念，而且所谓的中等国家、中间国家彼此之间正在“抱团取暖”，欧盟也在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开展讨论，探讨欧盟与其合并或加入的可能性。4、哲学思考：保持“边界感”未必是坏事这种变化对全球化角度来讲肯定是坏事，因为是碎片化的；但从国际关系、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讲，保持一定的距离也未必是坏事。我始终认为，任何事物不是越怎么样越好，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也是一样，不是一体化越深越好。就像人际交往强调“边界感”，再亲密的关系也要有边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 美国现在的担忧和不舒适，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依赖另一个国家，这从心理角度会造成不安全感。因此，保持一定距离没什么不好。

四、 中国的影响与应对：回归常态与渐进式变革中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这既依靠我们自己正确的政策选择和规模优势，也依靠外部开放体系带来的机遇，让我们有机会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现在全球化倒退，从负面冲击来讲，中国也是最大的承受者之一。但这种冲击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中国这些年一直在渐进地做准备。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从2006年开始就显著下降，这是被动因素和主动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当时中国一直被批评贸易顺差太大，占GDP比例最高曾达7%左右，金融危机时中国被指责造成全球不平衡，不得不做调整。另一方面这也是经济规律发挥作用的体现，德国、韩国贸易依存度很高，但日本、美国相对较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也不高 。所有大国经济主体都是内循环，外循环是辅助。中国从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高度依赖外循环是特例，不是常态，现在是回归常态 。虽然从比例上看外循环对大国似乎不重要，但这不意味着不需要关注贸易。美国在20世纪40-50年代时贸易依存度只有10%，但美国费了很大力气领导建立了战后的多边贸易体系。 因为外循环一定程度上是大国转移内部矛盾或弥补国内大循环不足的重要方式，再大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完美的内循环，总存在供给或需求的短缺。美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其国际经济战略，相反美国通过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国际经济体系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美国的问题主要是国内问题，包括收入分配和投资分配问题。中国如何应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变？第一，我们要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维持WTO、IMF等基础框架的基本运转。尽管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但世界贸易仍有70%以上是按照WTO规定的最惠国关税进行的。对中国而言，维持现有体系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第二，我们要推动现有体系变革。主要目的仍然是维持现有体系，因为不进则退，没有持续向前的推动就会有更多国家倒退。第三，中国要发挥领导力，要“建群”，即建立中国自己领导的群。这个群不一定要求全，可以像美国建立关贸总协定（GATT）初期那样，只选择和自己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小群”。“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了很好的基础，但“一带一路”倡议网络非常广泛，可能不太适合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应该按照特定议题组织一部分国家建立更加制度化的体系，同时保持对外开放，未来吸引更多的国家逐步加入。第四，要利用现有平台，像RCEP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要充分利用，加快推动升级、扩围，纳入更多议题和新成员。总之，中国始终要坚持长期战略和渐进主义的方式，来应对未来的国际体系变化。

附：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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