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质量与认证》，2025-08-23）

近年来，全球贸易格局正面临着深度调整，这源于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另一方面，美国推动“产业链去中国化”的政策加速了转移进程。因此，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核心任务是“锻长板、补短板”，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巩固产业链优势，从“成本领先”向“技术与品牌引领”转型。近期，本刊记者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屠新泉进行了专访，请他就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变革及合格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等话题分享其见解。

和合共生贸通天下

——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屠新泉

初夏的北京，骤雨初歇。空气里带着潮湿的青草香，阳光透过云层洒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校园里，此时，正值中美关系在复杂博弈中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时期，这样的天气仿佛也预示着变局中的一丝明朗与希望。近期，本刊记者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屠新泉进行了专访，请他就当前国际贸易体系变革及合格评定促进贸易便利化等话题分享其见解。屠新泉的办公室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变局与应对》《世界贸易组织概论》《质变前夕》等书籍，似乎也在默默诉说着主人与“世界”“贸易” 的深厚羁绊，就像他一路走来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故事与深意。

深耕世界贸易研究

从“理论探索”到“经世致用”

1996年，屠新泉获得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学士学位后，来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工作。这位生长于杭嘉湖三府交界偏远小村的年轻人，自幼便怀有对外部“世界”的无限憧憬。中学时曾梦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周游世界的他，虽未能在本科阶段学习国际贸易专业，却在图书馆工作期间与常来查阅资料的薛荣久教授和张汉林教授结下不解之缘。屠新泉回忆道：“在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接触最多的就是薛老师和张老师这两位国际贸易领域的专家。”正是这段机缘，让他最终在1998年考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实现了与“世贸”的正式结缘。而随着深入学习和留校任教，世界贸易组织研究成为屠新泉自然而然的选择。

2015年，屠新泉接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一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角色转变——从专注执行的学者转变为需要统筹决策的管理者。他长期深耕WTO改革、政府采购协议等关键领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版《中国在WTO中的定位、作用和策略》等专著，发表中英文论文70余篇。作为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专家，他完成了60余项部委委托课题，将学术研究与政策实践紧密结合，充分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治学理念。屠新泉回忆到：“尽管当时WTO研究院是学校规模最小的教研单位，但学院‘专注务实、不尚空谈’的文化传统让这个过渡变得自然而顺畅。我尤其珍视与国际经济法学者的思想碰撞，也受益于国际政治学者提供的独特视角。虽然我的学术根基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但我始终认为，社会科学各学科应当平等对话、相互启迪，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融会贯通，才是学术研究的理想境界，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理念，不仅塑造了我的研究风格，也深深影响着WTO研究院的学术生态。”

全球贸易局势变革

从“多边合作”到“格局重构”

谈及当前全球贸易局势时，屠新泉话语沉稳地说：“近年来，全球贸易体系正经历着堪称‘颠覆性’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体制性变革与结构性调整两个维度上。作为全球贸易的核心框架，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自1948年诞生，1995年升级以来，已形成覆盖166个成员，占全球贸易99%以上的规则体系。该体系不仅推动了关税的持续降低，还提升了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全球贸易的流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自2017年后，该体系遭遇到了严重冲击。”

“美国贸易政策的转变是全球贸易局势变化的关键转折点，”屠新泉分析说，“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加征关税’政策逆转了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趋势，这不仅使我国商品关税从3%提至20%，该计划还对全球实施差异化关税，彻底打破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石——‘最惠国待遇原则’。过去贸易商品的原产地仅具统计意义，但如今我国与印度的同类商品可能面临10%与更高‘对等关税’的差异，极大扰乱了全球产业链的布局安排。”

当前，全球贸易的地理分布与产业链结构正在重塑。过去三十年，以效率优先为原则的全球产业链一体化推动了贸易繁荣，我国凭借规模经济、产业集聚等独特优势成为最大受益方，形成“中间品进口-加工组装- 全球出口”的发展模式，与美国及东南亚、日韩等国构建起互利共赢的循环模式。

面对“去中国化”的压力，屠新泉建议我国企业的应对策略是“延伸产业链而非固守”，通过对外投资和中间品出口，将供应链嵌入全球。

全球贸易重心转变

从 “发达国家” 到 “全球南方”

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如何破局？“我们需从内部竞争力提升与外部布局优化两方面系统发力。自身强大是应对一切挑战的基础，”屠新泉指出，“中美贸易战的实践表明，‘不可替代性’ 是最有力的话语权。我国在电子产品等领域的产业链优势，使其即便面临关税壁垒，仍能保持出口韧性，也就是说，美国对依赖度高的商品不得不豁免关税，因为该种商品的替代来源稀缺。因此，即便美国加征关税，许多商品仍需从我国进口，因为别国无法在价格、质量和规模上竞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部分低端产业外迁是经济规律使然，我国需加速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因此，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核心任务是‘锻长板、补短板’，通过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巩固产业链优势，从‘成本领先’向‘技术与品牌引领’转型。”

市场多元化与生产全球化是未来我国贸易发展的关键点。 屠新泉表示，我国需加速开拓 “全球南方” 市场，尽管这些市场标准不一、开拓难度大，但竞争相对缓和、增长潜力巨大，先进入该区域发展的企业往往能占据有利地位。同时，屠新泉建议我国贸易企业要“走出舒适圈”，从熟悉的发达国家市场转向更广阔的新兴市场，在风险中挖掘高收益机会。

值得关注的是，全球贸易格局正在经历深刻调整，市场多元化的特点也日益凸显。“我国从低端加工组装向中高端中间品出口转型，对越南、印度等国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正是产业链地位提升的体现。”屠新泉强调，与此同时，我国对发达国家贸易占比下降，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日益紧密，‘全球南方’正成为我国贸易出口的新重心，市场多元化既是产业升级的结果，也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生产全球化则是缓解贸易摩擦的重要路径。“客观上来说，我国对多数国家的贸易顺差确实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贸易紧张，但是我国积极通过对外投资实现本地化生产，既能平衡贸易关系，也能规避关税壁垒，”屠新泉说举例说，“以印度、越南为例，目前，它们是美国苹果手机的主要进口来源，但其核心零部件仍来自我国，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实际贡献并未下降。”

促进贸易便利化

从 “技术支撑” 到 “软实力输出”

在全球贸易自由化受阻的背景下，合格评定与标准体系正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屠新泉强调：“这些质量基础设施是市场层面的‘基础工具’，政治属性较弱，却能直接降低交易成本和构建商业信任。”

在标准层面，我国需从“适应者”转向“引领者”，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开展合格评定相关活动，为企业间、国家间的贸易搭建信任桥梁。屠新泉指出：“过去40年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离不开对国际标准的学习与适应。例如，第三方认证机构采用国际公认的标准进行质量评价，能让进口方无需重复检测即信任商品品质，这也是贸易便利化的核心。”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屠新泉认为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在标准认证领域的应用将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AI可以提高检测的精准度和效率，甚至比人工更可靠”，屠新泉提到，“我国在AI应用场景上的优势，也将为标准和认证的创新提供独特机遇。同时，碳足迹、ESG等热点发展领域也将会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机遇，我国应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将绿色发展经验转化为规则影响力。例如，在东盟、非洲等新兴市场，我国可以输出成熟的标准体系，通过基础设施合作带动认证结果互认，形成‘中国标准’的示范效应。”

此外，屠新泉呼吁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互认，发展中国家标准体系相对薄弱，我国与其开展互认难度更低，可先形成区域内的标准联盟，再逐步扩大影响力，与其被动适应发达国家的高标准，不如主动引领发展中国家建立更包容的规则。随着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升，中国标准将逐渐成为国际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技术援助 + 能力建设”的模式帮助新兴市场提升标准水平，既解决当地痛点，也为我国企业开拓市场铺路。

在全球贸易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我国正以“和合共生”的东方智慧开辟国际贸易新路径：对内持续强化产业链核心优势，巩固制造业长板；对外积极推进标准互认与合格评定，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硬实力+软联通”的发展模式，既彰显了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更体现了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制度性开放智慧。

从推动WTO改革到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我国始终践行“贸通天下”的理念，合格评定作为国际贸易的通用语言，正逐渐打破技术壁垒，搭建国际合作便利化的桥梁。未来，我国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新动能，让互利共赢的贸易之舟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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