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25-03-28）

3月的北京，春意盎然。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影像设备制造基地的生产线上，一台“大块头”CT机正在机械臂的精准操作下逐渐组装成型。

“GE医疗在全球销售的每3台CT中，有2台产自北京，这个北京基地的设备出口额占北京医疗机械出口额约50%，年供货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用电气（以下简称“GE”）医疗北京基地相关负责人自豪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

北京基地是GE医疗在中国的第一个制造基地，也是目前GE医疗全球最大的影像设备制造基地之一，具备全系列、全产品线影像设备制造能力。2024年，这里获评成为中国医疗设备行业首座“灯塔工厂”。

这是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的一个缩影。如果把外资企业比作一棵棵茁壮成长的树木，可以发现，在中国这片“丛林”里，外资企业有了诸多新变化：在高新技术产业、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的投资显著增长；加快在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不断提升运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如果说外资过去如候鸟，追逐低成本与政策红利，如今却更像扎根的巨树，将枝叶伸向更为广阔的创新沃土。

在中外携手书写的开放合作故事里，我们看到“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这句话的“含金量”仍在持续上升。

视觉中国

外资并未大规模撤离中国

从数据看，2024年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成效究竟如何？一方面，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080家，同比增长9.9%；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262.5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7.1%。

两个看似自相矛盾的数据，让很多人看不懂：外资到底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

实际上，这两个“一增一减”数据背后，反映了外资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动态变化，短期波动并不能够说明外资大规模撤离中国。相反，近年来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开放领域和推动产业升级，中国仍然是全球投资的热土。

本刊首席摄影记者 肖翊I摄

外资结构正在向高附加值领域优化

任何时候，宏观经济分析都不能脱离国际经济大环境。

“外资金额数据下降，既是严峻复杂国际经济环境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体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所所长范鹏辉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

从国际上看，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有所下降和全球投资下降是同步的，国际贸易已进入周期性下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发布的最新《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8%。亚洲作为发展中地区里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收方，其投资流入下降了7%。

范鹏辉表示：“在全球投资规模下降的大背景下，近几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有所下降，这是我国利用外资规模在高位之后形成的周期性收缩，是正常现象。毕竟项目投资是需要周期的，有的年份高，有的年份低，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市场调整。”

从国际大环境回到中国数据本身，我们看到的依然是强韧。

据中国银行研究院统计，2021年和2022年，我国实际外资利用规模达到了历史新高。202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到1.15万亿元，同比增长14.9%。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续增长，达到1.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

2023年虽然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339.1亿元，同比下降8.0%，但目前最好的足彩app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

“从2023年起，FDI（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确实连续两年下降，但拉长周期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仍然处在近10年高位，稳居世界前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赵忠秀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范鹏辉坚定地认为“外资正在大规模撤离中国”说法并不能成立。

“外界更多的是对个别案例或短期波动的过度解读。事实上，中国仍然是全球最重要的外资流入国之一，外资结构正在向高附加值领域优化。”范鹏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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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

是否看好中国经济，外资已经用实际行动投下了“信任票”。但确实也有一些外资企业调整了在中国市场的布局，部分企业选择缩减业务或撤离中国市场。

比如，在制造业领域，三星近年来逐步关闭了在中国的部分工厂，包括手机和电子设备生产线，将产能转移到越南、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在零售与消费品领域，无印良品在2023年关闭了部分中国门店，主要原因是市场竞争加剧和本土品牌的崛起，导致其在中国市场的盈利能力下降。

此外，还有苹果供应链转移、微软研究院搬迁……其中有地缘政治风险因素，也有市场竞争加剧的结果。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是，跨国公司的人才必须走，高科技含量的技术研发必须走，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基于中美之间的竞争，微软研究院转移到了印度，苹果产业链也不得不离开中国，否则供应链的生意就没有了，也赚不到钱。”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说。

部分外资撤离中国，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趋势。但透过现象看本质，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利用外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实际使用外资的11.1%，比2022年提高1.5个百分点；制造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27.9%，提升1.6个百分点。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目前最好的足彩app实际使用外资的11.7%，比2023年提高0.6个百分点；制造业领域引资占比达到26.8%，在略微下降的基础上与上年基本持平。

“很明显，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科技、服务业等高附加值领域转型，外商的投资方向也在随之调整，对高科技领域等新兴产业的关注度、投入度越来越高。”范鹏辉表示。

针对跨国企业转移产业链，在2月20日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对此问题进行了回应。

朱冰表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消费市场，而且市场规模还在稳步扩大，消费也在持续升级，产品和服务更新迭代的速度都很快，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经营主体根据中国市场情况、自身经营发展战略和各国的比较优势调整投资布局，是非常普遍的，也属于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

总体看，中国市场对外资保持了比较强的吸引力。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的存量外资企业数量是46.5万家，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加了4.6万家。2024年我国又新设外资企业5.9万家，同比增长9.9%。

“可以看到，跨国公司虽然有进有出，但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总体数量还在增加。”朱冰说。

范鹏辉认为，外资企业数量增长是由于外商投资中国的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与高技术产业占比显著提升。

我国服务业利用外资规模占七成左右，中小型服务业企业在新成立外资企业中占比较高。

“近年来外商投资呈现服务化和轻资产化的趋势很明显。不仅中国，从全球跨国投资来看，也都呈现服务化、轻资产化趋势。”张燕生表示。

外资数量上升，也说明外资出现“小型化”现象。张燕生分析说：“一些中小外资企业开始在中国投资了，有可能是供应链延伸的中小企业，比如像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越来越多的外资来自东南亚、中东、拉美、非洲的一些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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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吸引外资进入新阶段

外资还有两个“一增一减”对比数据：去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27.1%，而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0.5%。这两个数据一经对比，遂引发“中国还需要外资吗”的讨论。一些人认为“中国没那么需要外资了”，还有一些外媒借此鼓吹“中国不欢迎外资”。

但实际上，吸引和利用外资一直是我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外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贡献者、获益者，是我们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可或缺的力量。

从贡献来看，商务部对外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华的外资企业贡献了近7%的就业、七分之一的税收、约三分之一的进出口、二分之一的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既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桥梁纽带。

此外，吸引外资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截至目前，外商在华投资已覆盖20个行业门类、115个行业大类；在制造业领域，有31个大类和548个小类都有外商投资。我国作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外资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外资企业通过其供应链带动了资本、技术、原材料、产品、服务等跨境流动，使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有助于我们打造更加开放、富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在赵忠秀看来，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数据之所以引发舆论关注，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从资本层面来看，我国已经从过去的资本紧缺阶段逐步转向资本富余阶段；从外资战略的角度来看，我国已经从过去单纯注重引进外资的阶段，转向了“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新阶段。

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不再需要外资？其实，近两年我国接连推出新政，已经用实际行动回应了这一问题。

在此前已经发布的“外资 24 条”政策基础上，今年2月17日发布的《2025年稳外资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从有序扩大自主开放、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增强开放平台效能、加大服务保障力度等4个方面，进一步提出了20项政策举措。

《行动方案》还有时间表，明确要求各项举措、各项政策措施将于2025年底前落地见效，充分表明我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的信心和决心。

“外资仍然是重要的资本来源，特别是在一些新兴领域和高风险项目中。”张燕生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外资有助于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仍然需要外资，但对外资的需求已经从过去的“数量驱动”转向了“质量驱动”。

当前，中国更加注重外资的质量，特别是在高技术、高附加值和绿色经济领域，高质量的外资依然会选择留在中国，并且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外资进入我国。

“吸引外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经济安全，毕竟外资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还有管理上的优势以及文化的融合。这些都不可或缺。”赵忠秀表示。

外资布局向“新”而行

近期，外资继续在中国各地密集落子：在长三角地区，波士顿科学上海临港工厂建成开业，未来用于血管内超声诊断的耗材将在这里投产；丰田独资建厂生产雷克萨斯纯电动汽车。

在粤港澳大湾区，达索系统规划建设新质生产力赋能平台及外资子公司，西门子全新高端医疗设备研发制造基地奠基。

在京津冀城市群，赛诺菲在京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创造该公司在华最大单笔投资纪录……

从这些动向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趋势——不少有远见的外企正借助中国制造的产业链优势，紧锣密鼓在华增资扩产，推动自身生产能力和研发水平提质升级，向“新”而行。

制造业限制措施“清零”

行走在上海化工区亨斯迈聚氨酯（以下简称“亨斯迈”）漕泾工厂，现代化的生产设施鳞次栉比，物流车辆有序穿梭，高度现代化的生产运营监控室里仪表数据不断跳动。这些源自漕泾基地的聚氨酯“血液”，正通过四通八达的管网，源源不断供应下游的建筑楼宇、家居生活、交通运输、纺织鞋材、食品储存等市场。

全球知名化工材料制造商、亨斯迈亚太区总裁潘律民告诉记者：“亨斯迈深耕中国市场30余年，始终看好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和持续开放的政策环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积极参与中国制造业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进程。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4年，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超过2200亿元人民币，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占比达到11.7%。其中，医疗器械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增速突出，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98.7%和21.9%。

在GE医疗车间，一条仅有 20 人的生产线，能做到相当于一座两三百人传统工厂的产出。基于云计算的实时生产调度，订单平均交付时间从过去的 14 天大幅缩短到 7 天。AI 对原材料早期缺陷检测准确率高达 91%。

据记者了解，该生产线由中国的研发团队联合多方力量开发，不仅可以直接满足中国用户的需求，其“中国智造”正像曾经的“中国制造”一样输出到全球。

“国产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我们认为的国产，不是简单地把国外的拿来中国，而是从市场、客户的需求出发，用中国国产真正满足中国需要。”GE医疗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张轶昊表示，未来 GE医疗中国将继续深化国产布局并加速推进中国创新研发，与用户和供应链伙伴深化合作共建生态圈。

外资准入是扩大开放的“风向标”。2024年11月1日，中国正式实施新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实现历史性“清零”。从新能源汽车到集成电路，从精密仪器到生物制药装备，外资企业首次获得与内资企业完全同等的准入权利。

“制造业领域限制措施‘清零’的政策，与GE医疗中国深化国产布局、加速创新研发的战略高度契合，GE医疗在中国的长期发展也将受益于此。” 张轶昊表示，未来，GE医疗也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布局，依托政策红利实现“中国创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跃升。

制度重在落实。《行动方案》指出，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要求。对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严格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对外资准入实施管理。

生物医药将对外资有序开放

外资享受的政策红利不仅如此，《行动方案》提出“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内容包括：“扩大电信、医疗、教育等领域开放试点”“优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推动生物医药领域有序开放”等。

生物医药的有序开放备受关注。《行动方案》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参与生物制品分段生产试点，加快省级试点方案、质量监管方案审核，推动生物医药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及时协调解决试点过程中企业遇到的困难问题”。

多家受访的跨国药企中国区高管对记者表示，《行动方案》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开放政策，直接回应了在华跨国药企的核心诉求，让他们切身感受到了在中国业务发展的政策利好。

3月21日，阿斯利康宣布了一项价值高达25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将在北京建立全球第六个、中国第二个战略研发中心，并达成多项重大研发与生产合作。

“这项25亿美元的投资，彰显了我们对北京世界级生命科学创新生态系统有信心，对这座城市广泛的合作机会和卓越的人才资源有信心，也体现了我们对中国的坚定承诺。”阿斯利康全球首席执行官苏博科（Pascal Soriot）对记者表示。近年来，苏博科经常访问中国，在他看来，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重要的医疗科技创新策源地，他多次强调“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

礼来中国总裁兼总经理德赫兰则表示，中国医药市场正经历深刻变化。政策的支持、市场的潜力、创新的活力等，让礼来坚定了深耕中国、加快创新的信心。

政策红利的释放，正在重塑外资企业的在华战略。赛诺菲宣布投资10亿欧元在北京新建胰岛素生产基地，礼来中国宣布将投资约15亿元人民币用于其苏州工厂的产能升级……医药领域的跨国巨头们正以行动投票中国。

“通常我国对医药生物领域的准入有内部审核机制，开放也比较谨慎，现在中国经济发达了，我们也不怕竞争了，并且国与国之间可以在开放的过程中相互学习。”赵忠秀表示。

与外资合作进入深度协同阶段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外国投资者扩大再投资，支持参与产业链上下游配套协作”。

当创新要素在全球范围加速流动，中外企业的合作已突破传统技术转让模式，进入深度协同阶段。

以波士顿科学为例，血管内超声诊断系统 AVVIGO + 实现国产化的历程意义非凡。这款产品由中国团队深度参与研发，不仅提前 10 个月在国内上市，本土生产的核心主机还率先供应海外市场。这打破了传统产业分工的局限，展现了开放环境下创新共生体的强大活力。

在不同行业领域，创新共生体的模式也在不断涌现。

全球数字化方案供应商达索系统作为2000余家在华法国企业之一，自2005年入华以来持续加大投资。

达索系统大中华区总裁张鹰对记者感慨：“当12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市场同步落地时，我们就知道选对了战略支点——扎根中国20年，达索系统业务增长超过22倍，这样的跨行业深度布局在全球没有先例。”

过去一年，达索系统不断加大在中国市场的投入，坚定拥抱中国市场。

“比如，达索系统与中南建筑设计院合资成立了数字化解决方案公司——中达数字，这也是达索系统在中国成立的首家合资公司，旨在将高端制造业的PLM理念移植到建筑业，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以‘无图建造’赋能中国城市与建筑行业数智化转型。”张鹰说。

据记者了解，中达数字开发的PLM平台将于2025年内完成内测并商用，计划打造中国城市和建筑领域数字化转型的最佳实践，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复制推广。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亨斯迈从1994年在沪设立首个外资聚氨酯技术中心，到如今形成沪粤苏津等多地联动的制造体系，以“本土研发—区域辐射—全球反哺”模式，持续加码可持续材料解决方案，印证其“在中国、链世界”的战略布局。

这些案例背后更深层次的变化在于，外资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低成本制造基地”，而是创新策源地与全球市场枢纽。

“我们投资于充满活力的生命科学生态，并运用前沿技术推动创新。在此期间，我见证了中国逐步成为全球生命科学的领导者，为科学进步和医学突破作出了重要贡献。”苏博科表示。

他坚信中国将继续巩固其全球科学强国地位，并在未来几年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福祉。

“外资入琼”热度持续攀高

位于南海之滨的海南，随着自贸港建设的深入推进，“外资入琼”热度持续攀高。

在海南三亚亚龙湾，占地12.8万平方米的DFS迪斐世亚龙湾项目即将落地。

“这是我们60年来最大的单笔投资，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抓住中国无与伦比的消费升级机遇。”DFS迪斐世中国区总裁刘行淑对记者说。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加快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行动方案》提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落地”。正是基于海南自贸港“既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又立足本土消费市场特征”的优势，以及对政策落地的热切期待，DFS迪斐世这家奢侈品集团选择在封关运作前夕启动亚龙湾项目。

“据我们观察，不少欧美知名品牌希望把落地海南作为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试验田’。”刘行淑表示，外企看好海南自贸港的潜力并渴望了解相关政策。

刘行淑建议，海南自贸港可以借鉴知名国际旅游目的地和自由贸易港的经验，“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是国际自贸港通行做法，建议海南落实零关税安排、设置较低销售税率、实现有税零售和免税零售监管并轨”。

不只DFS迪斐世，过去一年，越来越多外资在琼加码布局，落地海南，他们都希望从海南自贸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扎实行动中，抓住共同繁荣的新机遇。

去年，海南新增外资企业2072户，同比增长19.77%，目前在海南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149个。

赵忠秀对外资看好海南赞赏有加，“随着海南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自贸港开放优势不断显现，海南外资企业无疑将实现量质双提升。可以预料，未来海南的外资‘朋友圈’将持续扩大，毕竟‘市场’在我们这儿。”

让外资来华更便利、在华更舒适

稳外资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尤其是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国际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多措并举稳外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本刊记者在采访调研中发现，当前外籍人士来华工作、生活，以及外企在中国运营仍有一些堵点，稳外资工作有待进一步细致完善。

真正落实外资国民待遇

旅居上海28年的德国人汤亚莉（Tanja Leinthaler），是有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目前在中国从事中德文化交流工作。

此前因工作和身体健康原因，汤亚莉难以实现回国探亲的愿望。自2024年11月底至今年年底，中国扩大了对德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的适用范围，并延长了免签停留期限。这让她深切感受到中国在签证便利化方面的进步。

“今年我的孩子从德国来中国探望时，能够停留整整一个月，无须再办理繁琐的证明。这一变化充分体现了中国扩大开放、促进国际交流的诚意。”汤亚莉对记者说。

免签政策不仅是一纸通行证，也是一座增进各国交流和商贸往来的桥梁。为加大对外资的服务保障力度，《行动方案》在“促进人员往来便利化”方面强调指出“加快互免签证协定商谈，继续稳妥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

“促进人员往来，门要开得越大越好，怎么便利怎么来，航班越密越好，让他们用眼睛看中国，消除误读误解，这是最重要的。”张燕生分析说。

记者采访发现，在《行动方案》关于“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的诸多条款中，外商尤其看重外资国民待遇的落实。

汤亚莉目前比较困惑的是自己依然没有上社保。

“在社会保障领域，医保覆盖仍存在制度性门槛：目前只有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受聘于大型企业的外籍人士才能参保，这使得许多长期居留者面临自费医疗的压力。”汤亚莉说。

她说目前自己正在筹备“中德文化在线”项目，计划打造一个涵盖文化交流、文旅等领域的跨文化交流平台。但是由于没有永久居留证，她无法在中国国内办理信用卡和贷款，这对她创业造成了一定影响。

“我正在积极申请永久居留证，希望今年年底能够顺利获批。”汤亚莉表示。

“要想真正稳外资，就不能把企业不同的主体分成‘自己人’和‘外人’。”张燕生表示，这些外国人参与了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贡献，理应是“自己人”。

“虽然有地缘政治因素，但他们不离开中国，还和中国人一起建设，我们却总是把他们看作是外国人，不给上社保，这个观念是需要改变的。”张燕生说。

范鹏辉表示，在停居留的便利化问题上，涉及社保包括医疗保障的办理，地方在落实中可能还存在一些障碍，这些问题都会逐渐地去改善。

平衡数据安全与外资需求

当前稳外资还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数据安全。

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深入，数据跨境流动成为常态，外资企业需要将数据在中国与全球总部之间传输，以支持业务运营和决策。

“数据安全确实是当前全球范围内外资企业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赵忠秀表示。对于中国而言，在稳外资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数据安全与外资企业的运营需求，成为一个重要挑战。

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规，加强了对数据安全和隐私的保护，但也对外资企业的数据流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这方面可能会导致外资运营成本的增加。外资企业可能需要投入更多资源以满足数据本地化和合规要求，这可能会削弱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张燕生说。

根据国际通行的做法，并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国陆续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并于2024年3月发布《促进和规范数据跨境流动规定》，绝大多数外资企业的数据跨境流动申请已获批准。

“但是在出台一系列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时，我们很少就它对外资的影响进行评估。也就是说非经济部门的同志，可能不了解他们部门的政策会对外贸外资产生什么影响。这种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有待改善。”张燕生表示。

在赵忠秀看来，数据安全在稳外资过程中不可忽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界定安全？怎么避免泛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25年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

“中国需要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通过政策优化、国际合作和技术创新，找到数据安全与外资企业发展的平衡点。这不仅有助于稳定外资信心，也将推动中国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赵忠秀表示。

范鹏辉分析认为，在条件成熟的区域范围进一步探索数据开放，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把先行先试中摸索出的经验做法进行推广，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

附原文链接：

https://app.ceweekly.cn/h5/#/pages/detail/articleDetail/articleDetail?id=470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