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第一财经 2024-07-09）

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走出了一条殊为不易的反弹曲线，下半年外贸前景如何？外贸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占比提高，这是长期趋势吗？外贸“新三样”出海遭遇“新关税”，企业如何应对？中国企业加速“出海”，原因有哪些？如何理解开放与安全的关系？第一财经专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7.5万亿元，同比增长6.3%。其中，5月增速比4月提高0.6个百分点至8.6%。从一季度出现波动，到4、5月逐月向好，今年以来，外贸走出了一条反弹曲线。依然复杂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下，前5个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近6成，其中，船舶、电动汽车、家用电器出口分别增长100.1%、26.3%和17.8%。与此同时，与贸易伙伴间，前5个月，我国不仅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贸易增速继续高于整体，美欧等传统市场也有所回暖。

今年以来，外贸反弹殊为不易，前景如何？

第一财经：2023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负数，向下拉动GDP0.6个百分点。2024年已过半，怎么判断今年出口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屠新泉：上半年的贸易数据跟去年相比还是有明显回升的，而且持续在改善。从国际上来看，外部环境也有所改善。贸易关系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就开始在慢慢改善。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发达国家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比预想的也要更好一些。美国经济比较稳健地增长。欧洲应该说在俄乌冲突之后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慢慢在消化，所以今年上半年的表现也比较好。日本经济也有所改善，日本几十年来第一次加息。所以从外部需求方来看也比预想的要好。所以这为我们今年上半年的出口增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当然从进口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有所增长，这也反映了国内需求在改善。

第一财经：年初，很多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都对全球经济做了预测。总体来说，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呈放缓的态势，特别像美国、日本、欧盟这些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经济增速大幅放缓，有的是腰斩，有的甚至是负增长的预期。您刚才提到上半年的实际情况要好于预期，那么，全年的展望基调是否会因此而改变？您对下半年各方走势怎么看？

屠新泉：上半年的情况来看比预期要好，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打断这种改善趋势的一些因素。从下半年的趋势判断来看，应该能维持上半年的总体态势。你说太好，确实不太现实。因为世界经济现在整体处在一个回落的通道当中，总体来说确实缺乏新的增长点，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但从今年短期趋势来看，维持上半年的态势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外贸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占比提高，是长期趋势吗？

第一财经：全球分区域来看，欧盟、美国，已经成为我国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中国和欧盟的贸易总值下降了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和东盟的贸易总值上升了10.8%，我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进出口的增长也很亮眼。这种态势会持续吗？

屠新泉：在我国整体的外贸结构中，发展中国家占比在不断提高，发达国家的占比相对就在不断下降，这是一个中长期趋势。原因是很多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本身经济发展速度快，相应地，份额就肯定要更高一些。另外，我国商品结构变化也非常大。以前我们非常多地依赖发达国家的中间品进口，加工组装以后，通过加工贸易再向他们出口制成品。所以相互贸易规模是很大的。但是现在随着我国产业升级的成效不断凸显，我们的中间品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己生产，甚至还大量出口中间品。所以实际上我们跟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互补关系在发生很大变化。所以你看我们从美国进口的这些产品，很多都是大宗商品。我们出口工业品，从美国进口的都是粮食、石油等等。相应地，跟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在发生调整。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出口一些自主品牌、自主技术的中间品，包括制成品。这两年汽车出口增长非常快。但实际上我们很多自主品牌的出口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达国家主要是向他们出口一些我们的合资企业的产品。很多中间品的出口增长也非常快，中间品出口主要对象也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大的中长期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第一财经：“新三样”是贸易当中这两年的一个亮点，但也看到一些国家在针对“新三样”产品加征新关税，怎么应对这样的变化？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屠新泉：“新三样”，新能源汽车、光伏，包括锂电池。这三个产品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贸易增长亮点，是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成果。我们作为工业化来讲是后来者，但“新三样”就是我们自主的成分非常高了。新能源汽车，领先的都是中国的企业，无论民营的还是国有的。相对来说，合资的这些企业，反而相对“落后”。像光伏更是了，中国企业占据全球市场的百分之七八十，锂电池也类似。所以这几个产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自主、自生能力的提高。我们对于国际的技术、资本的依赖度，跟以往相比大幅度下降。虽然我们以前也有很多主打的出口产品，手机、电脑，包括其他一些家电，但你看这些行业刚开始都是合资的。但“新三样”就不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自主的。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我们的新增长点。但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说对别的国家就是一个挑战。同时，这些产业又是许多国家，或者说几乎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想要去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因为绿色转型是全球的趋势，大家都想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掌握产业发展的先机。“新三样”前两年开始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说要准备好，有可能会出现贸易摩擦，从这两年发展情况来看确实出现了。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这些发达国家，他们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经历过。因为你对现有的格局造成了冲击，肯定会有相应的反应。比如美国和日本之间，很多产业上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冲突。

这个过程，一方面，还是要充分利用国际规则，诉诸国际组织，包括WTO。第二个，要尽可能寻找一些利益共同点。“新三样”其实都是新能源产业，大家有非常强的合作需求。合作的方式也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包括技术、资本的合作。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跟发达国家的这些领先产业都有类似的合作，跨国公司受益了，我们也受益了。未来我们参与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确实不能完全是本地生产然后出口，这个产生的一些利益冲突会是比较激烈的。另外，当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比较现实的一个应对策略就是市场的多元化。这两年“新三样”的出口，向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越来越多。中国肯定是一个全球贸易大国，必须要把眼光看向世界。

第一财经：刚才所说的是外部市场的变化。向内来看，也是有一些挑战的，比如“新三样”产品价格也在快速下降。“新三样”的市场空间还有多大？

屠新泉：从全球的市场空间来看仍然是非常大的，只不过现在因为中国在新能源产品当中的市场份额比较高，引发了一些贸易冲突，包括导致一些国家提高了贸易壁垒，实际上是把这个世界市场给分割了，或者说给压缩了。相应地又导致了国内的产业竞争显得比较激烈。但总的来讲，这个空间其实还是有的。更重要的还是去创造一个更加市场化的环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讲，供给过多了，价格就会下降，价格下降以后就会有企业退出，需求和供给就会重新平衡。重要的是维持市场化的机制，让这些企业能够自由地进入和退出，总会有一部分企业活下来。当然这中间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市场分割使得一些应该退出市场的企业退不出去。所以为什么这两年国家非常强调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我们只要把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即使出现这种阶段性的过剩，不用管它，慢慢就会消化的。从我们过去的这些产业发展历史来说，像家电、手机，哪个行业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价格竞争多激烈。你像家电，但是现在这个市场很稳定。所以，有一些产业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存在这种所谓“产能过剩”的问题，其实关键点是落在市场分割上。因为没有形成统一大市场。当然，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怎么样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活下来，一个是提高技术，另外一个是降低成本，扩大规模。当然还有一点，要把一些基本的社会标准、环境标准给控制好。不能让企业通过这种降低所谓的环境标准、劳动标准，或者说降低质量标准来降低成本。

中国企业为何加速“出海”？

第一财经：我们看到企业走出去正在从产品出口迈向产业链的转移，很多企业都将目光投向海外，在海外建厂，它的内生动力是什么？企业需要注意些什么？

屠新泉：这些都不是新鲜现象，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总的来讲，经济越发展，你的技术要素，资本要素的能力越来越强，相对劳动力的成本就会不断提高。因为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提高劳动力成本吗？为了涨工资，增加我们的收入。这是经济发展目标，是很正常的。但是要素禀赋一变化，适应的产业结构就要相应变化。劳动力成本一提高，那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就没有竞争力了。我们讲的还有一个叫做所谓的特定性的问题。因为有的资本，或者比如有的企业家只懂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原来做得很好，现在这个行业没有生存空间了，但是我也不会干别的，怎么办？只能出国去找新的适合我这个技能、能力的国家去开展投资。别的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贸易壁垒，直接出口出不去了，要换一个地方去生产再出口。就是所谓的绕开这个贸易壁垒，也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三个，从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来讲，出口确实主要受益方在出口国。虽然我们讲贸易应该自由，但是大部分人或者大部分国家都不喜欢贸易逆差。但是投资的利益分配就相对来说比较平衡。因为你到一个国家去投资，必然带动当地的就业，同时还给当地贡献税收，同时还会培养当地的人才，所以接受度就会比较高。所以总的来讲，投资壁垒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业相对多一些。中国现在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对外投资也是一个必然，或者甚至可以讲是我们对国际经济发展应该做的一个贡献。实际上我们对外投资，尤其是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是在帮助他们发展，帮助他们实现工业化。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是在培养消费者。我们现在这么大的产能，中国的工业占全球35%，这么大的产能肯定是要全球消化。但如果其他国家都不发展，谁来帮你消化呢？当然，对外投资其实我们自己也同样是受益的。很多去发展中国家的这些投资，也包括去发达国家的投资，回报率还是很高的，当然也有风险。

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中国如何贡献智慧？

第一财经：中国越来越多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当中。今年在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度和合作关系的建设方面，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事件和进展？

屠新泉：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加入了一个全球的贸易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中国是受益非常大的。所以我们非常坚定地支持现在的多边贸易体制。今年年初3月份的时候，WTO的第13届部长会议刚刚结束，中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我们发起的《促进发展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得到了通过。虽然还没有正式生效，但是它被120多个成员接受。这是WTO里面第一次纳入一个投资规则，对WTO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所以首先一点，还是要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第二个，现在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很多挑战，但应该更多去团结大多数，多边平台仍然是我们最重视、最珍惜的一个平台。第三个，我们也非常重视区域的，包括双边的贸易协定，包括投资协定的签署、更新。我们也在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可以多条腿走路。当然还有一些，不一定有正式的协定，但我们仍然是主张通过谈判、磋商的方式去解决可能出现的一些贸易纠纷、贸易摩擦，以谈判的方式去化解这些分歧。

如何理解开放与安全的关系？

第一财经：在稳外资和稳外贸方面的政策，您有哪些期待？

屠新泉：从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我们自己可能要处理好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放和安全的关系问题。因为客观来讲，确实我们现在面临跟以往相比更恶劣的地缘环境，对安全的关注不断提高是非常必要的。但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国家最大的安全，或者说要实现安全最重要的方式是发展，而发展是离不开开放的。因为我们需要世界市场，需要世界的这些资源、技术。实际上，从大国的角度来讲，我们可能是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最深的国家之一。我们贸易的依存度在大国当中是最高的，当然我们利用外资、对外投资都是最高之一。所以开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来说非常关键。只有扩大开放，才能够加快发展，只有加快发展，才能让我们更加安全。

还有一点，开放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在制度型开放里，改革和开放是不可分的，或者说，开放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开放。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各种要素的流动已经非常充分。要素的流动必然要求一个更加市场化的国内环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开放就是改革，因为不改革，要素就不会来。或者说不改革，就没有形成一个市场化的、公开的、透明的国内市场环境或者营商环境。国家这两年特别强调营商环境的打造，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三位一体。更加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关键反而是国内改革。怎么样打造一个更加合理的政府和市场的分配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怎么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包括在有为政府的“为”当中怎么样做到更加公开、公平、公正、透明，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去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他们对于市场监管、市场环境、营商环境的一些痛点、要求，甚至是抱怨，去针对性地解决。这样其实对企业来讲，获得感会更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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